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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三知論壇”專題四全景展示
來源:省高院發布日期:2018-10-08瀏覽次數:字號:[ ]

專題四:知識產權電子證據的行業熱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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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明(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副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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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專題是關于三個行業熱點問題的探討,每個熱點問題有一位主講人,最后有三位與談人。第一個熱點問題是聯合信任可信時間戳在電子證據領域的應用,主講人是北京聯合信任技術服務有限公司、聯合信任時間戳服務中心董事長張昌利;第二個熱點問題是電子證據的司法平臺,主講人是共道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商務總監何忠靖;第三個熱點問題是網絡文學行業電子證據保全現狀,主講人是閱文集團高級法務朱睿龍。下面把時間交給他們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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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一:聯合信任可信時間戳在電子證據領域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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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昌利(北京聯合信任技術服務有限公司、聯合信任時間戳服務中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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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法官、各位朋友下午好!非常開心有這樣的機會在這里向大家介紹一下時間戳的情況。

聯合信任在電子證據方面已經做了十三年的時間,我們一直致力于用可靠的技術手段來解決電子證據的易篡改性、法官認定難等問題,降低當事人的舉證成本。電子證據的易被篡改、偽造、滅失等特性決定了它的需求是原始性、真實性、防篡改、抗抵賴、認定容易。《電子簽名法》第五條規定符合下列條件的數據電文,視為滿足法律、法規規定的原件形式要求:(一)能夠有效地表現所載內容并可供隨時調取查用;(二)能夠可靠地保證自最終形成時起,內容保持完整、未被更改。但是,在數據電文上增加背書以及數據交換、儲存和顯示過程中發生的形式變化不影響數據電文的完整性。此外,《電子簽名法》的第八條和第十三條分別規定了電子證據的審查認定和可靠的電子簽名。

可信時間戳是聯合信任時間戳服務中心(TSA)簽發的一個電子證書,用于證明電子數據(電子文件)在一個時間點是已經存在且內容保持完整、未被更改,解決了電子證據認定過程中對電子數據文件是否被篡改、偽造和產生時間確定性的質疑。主要應用于知識產權證明、電子證據固化、電子合同、電子單證、電子票據、電子檔案等領域的電子證據的原始性認證。

用戶在電子數據產生的時候在本地進行運算,形成一個哈希值提交給TSA,TSA和時間綁定進行簽名和加密運算生成一個國際標準的證書返回給用戶,這樣就完成了一次認證過程。這個過程很巧妙的解決了用戶將電子數據傳遞給第三方時的容易泄密的問題,因為全程只傳遞哈希值,原文是保存在用戶端的。在驗證時只需要提供時間戳證書,不需要完全依賴第三方機構的存證,比如說第三方機構數據庫崩潰,哈希值消滅,也不會影響已經認證的電子數據的驗證。

時間戳的驗證原理是,把要驗證的原始數據計算出哈希值和時間戳證書進行匹配,如果一致則證明這個數據電文和時間戳是匹配的,是沒有改動過的。那是否應該信任時間戳機構就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時間戳機構是按照標準和規范來建設運營的,目前我們投入了大概6000多萬來建設時間戳機房,每秒鐘可以簽十萬次。

接下來我簡單介紹一下可信時間戳在知識產權中的應用,可以分為確權和維權取證兩類。在確權方面,主要應用于知識產權保護、版權證明、商標使用性證明、專利在先性證明、商業秘密的權屬等領域。權利人在作品產生時向TSA申請可信時間戳認證,由TSA證明作品的申請認證時間when、內容what及申請人who(3W信息)。在維權取證方面,使用可信時間戳固化侵權證據,客觀真實地還原事實,防止證據滅失與篡改。用時間戳維權取證有三種方式:1.手機移動取證--權利衛士APP;2.網頁取證--聯合信任電子證據取證固化系統;3.手動取證 --《電子數據取證及固化保全操作指引》。當你需要證明權利時,通過權利衛士進行拍照、錄像、錄音獲取證據并自動進行可信時間戳認證,解決了對證據產生時間、內容可能被篡改、偽造的質疑。這種取證方式已經應用在知識產權保護、司法取證、行政執法取證、民事糾紛等領域,并獲得司法認可。

北京高院去年專門針對這種時間戳電文數據是否采信問題發了一個文件,并且在官微公開發布。其中的一個描述是:時間戳服務機構簽發的時間戳,是經國家法定授時機構“中國科學院國家授時中心”負責授時和守時監測的,在沒有相反證據或合理異議理由的情況下,一般可以依據民事訴訟證據概然性標準,予以采信。

由于時間關系,我就不過多展開講,如大家有關于時間戳的任何問題,可以隨時交流。感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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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二:電子證據的司法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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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忠靖(共道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商務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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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謝主辦方的邀請,也非常榮幸能在這里跟大家進行討論。

電子證據在司法領域有三個痛點:取證難、提交累、申請認定難。前兩者主要是涉及到當事人和代理人。電子證據如何從網頁上留存并且轉化成法院認可的材料,一般來說當事人會引入公證處、第三方電子存證機構的幫助。在這個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是大量的跑腿,材料的郵寄和傳輸,這個效率是不高的。而對法官來說,審查認定都是要通過人工閱讀,然后基于法官經驗和知識進行判斷。

從這兩個方面來看,我們公司有一些想法。在當事人端,首先最重要的是完成形式審查和在線的一鍵存證和調取,讓所有的當事人都能很方便的通過我們的在線平臺(公證處的在線平臺、第三方存證公司或者互聯網公司提供的平臺等)拿到相關的電子證據,我們的技術和產品是這一部分的主要推動力。在法院端,法院的審查認定難是因為各法院的審查認定規則不同,并且對規則的理解不同,而且文字傳輸的效率是很低的。我們是否能和法院進行合作,用技術達到智能審查和智能判決,形成同案審判和相關的標準。舉個例子,買家在電商平臺上產生糾紛后,一般是要訴訟,然后到平臺去調取證據等,時間周期非常長。而現在,可以將他的購買賬號在法院訴訟平臺上進行綁定,完成認定,認定以后可以很輕松的調取他的所有交易記錄和糾紛訂單的數據。在杭州互聯網法院已經有幾千件案件是這樣操作的。由此推而廣之,我們其他的互聯網平臺、微信微博等能否也參照這個標準讓當事人便利的獲取糾紛的數據,讓法官便利地調取到中立的數據。當法院想向公證處、第三方平臺調取證據的時候,不再是通過線下調取,而是通過輸入證據編號,選擇相應的存證機構,一鍵調取,這個便利度相比過去大大提高。

電子存證平臺的第一個發展階段是傳統的公證處,然后出現了大量的第三方存證平臺,接下來的階段是利用區塊鏈等技術嘗試把法院作為區塊鏈上的一個重要的節點。但是這樣可能還是不夠,需要多個區塊鏈的網絡接入和多個第三方平臺的接入匯成一個跨平臺、全國性的證據網絡,我們也愿意積極協助,提供技術支撐。今天討論的更多的是公證處和第三方存證機構,但國家機關同樣是不能忽視的。在商標糾紛案件中,商標局的數據經常會被采用,而這些數據能否通過我們的系統和法院直連,實現快捷的認定和審查,這需要國家機關領域很重要的支撐。比如說在三大通訊運營商的數據庫里,有著比當事人自己更加全面的數據,而且中立。

浙江省司法廳把全省90多家公證處的電子公證書、視頻、音頻等集中到了一個數據庫里,然后向法院開放,這樣公證處的電子證據都可以很方便的通過法院的存證平臺調取出來。未來的公證處和第三方存證公司面臨的維度和廣度會更加開放。法院對電子證據處理的差異性也會在平臺里留存下來,大家可以互相比較,最后產生判例上的趨同性。所有的證據平臺,建立的目的都是服務于審判系統,我們要把證據進行結構化,推動公證處和存證公司按照標準化的方式產生相關的證據,最后通過系統的算法和規則去直接生成證據的“三性”的推論。

謝謝大家,歡迎大家繼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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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三:網絡文學行業電子證據保全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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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睿龍(閱文集團高級法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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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榮幸能夠參加此次會議,我謹代表作為一家網絡文學公司的閱文集團,關于電子存證的感受和大家進行交流。

首先我想進行一個簡短的企業介紹。閱文集團的前身最早可以追溯到2002年起點中文網的創立,2008年在此基礎上成立了原盛大文學,2013年成立了騰訊文學,2015年兩者合并后成立了閱文集團,2017年閱文集團上市。我們集團下有很多優秀的品牌,如移動閱讀APP,網絡原創閱讀品牌,出版及圖書數字發行品牌以及音頻聽書品牌。我們集團的主要經營業務是文學IP培育和數字閱讀。數字閱讀一直以“全民閱讀”為目標,建立滿足大眾閱讀需求的正版電子圖書館,已經有700余萬名簽約作者,1000余萬部內容儲備,占據原創網絡文學的大半壁江山,觸達用戶達六億, 滿足全國用戶閱讀主流需求。

前面專家也有提到,電子存證主要有兩個目的:確權和維權。在維權方面,集團在2017年發起的維權訴訟大約有800起,其中絕大部分是知識產權類訴訟,集團在取證過程花了很大人力和時間成本。目前來看,我們需要取證的內容主要有以下三項:第一、作品相關數據。作品的字數、作品首次發表的時間、完結的時間以及作者的更新情況等;第二、用戶行為痕跡。作品的點擊數據、收藏數據、讀者打賞的數據、評論等;第三、商業運營相關數據。內容嵌入模式合作中,雙方共享的所有合作相關數據,包括作品的交付時間、數量、收入情況等。這些證據的形式,我們集團還是全部采用傳統的公證模式,不是覺得新興的第三方存證機構不便利,而是我們考慮到權利的效力穩定性,更傾向于傳統的公證模式。但公證存證難以滿足互聯網企業需求,就我們集團而言主要有三點不便:需與公證員對接,無法靈活安排取證時間、地點;面對我們的海量公證需求,公證人員、設備有限,取證過程耗時耗力;公證證據的留存、使用不便捷。在去年的一個維權案例中,我們是大約花費了十五天的時間才將證據以公證的方式留存下來,而且在整個公證過程中侵權情形一直在變動,我們不停地協調技術人員,導致訴前準備工作時間非常的冗長。

相比較之下,電子存證條件下的取證工作是隨時、隨地、海量和高效的。我們希望看到電子存證在技術上和相關制度上能夠有進一步的提升和完善,希望電子存證能夠盡快普及到各個權利人的維權事務中去。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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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明(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副長):

感謝三位行業代表的精彩發言。下面進入與談環節,共有三位與談人: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庭長徐俊、廣東省廣州市南沙區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庭長張志榮和中國人民大學知識產權學院副教授姚歡慶。首先有請第一位與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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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俊(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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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感謝主辦方的邀請和會務方的熱情招待。去年我也有幸參加了“三知論壇”,從去年關于證據規則的研究到今年的電子證據,我覺得浙江法院的調研是層層推進的,讓我們受益匪淺。

今天我想談三點學習體會。第一,關于司法主導作用的發揮。在互聯網時代,網絡已經全方位滲透在生活中,也給我們的知識產權訴訟帶來了新的形勢。在面臨新形勢時,司法的主導作用是值得研究的課題。近幾年,出現很多關于各類賽事直播畫面、短視頻和網絡游戲等方面的熱點案件,對這些案件審理的基礎就是我們今天所討論的話題。將電子證據的審查認定和產業結合起來,積極回應產業發展對司法的需求,這更要求司法發揮主導作用。從司法作用的發揮而言,從頂層設計需要研究知識產權的特別程序訴訟法,需要司法判例的指引來引導市場的推進,需要通過裁判對第三方存證提供支撐,規范引導第三方存證市場。

第二,關于法官的裁判方法的適用。我們的裁判方法不只是在實體領域中應用,在證據程序的領域中仍然發揮巨大的作用。比如大家熟知的北大方正訴高術軟件著作權侵權案件,這個案件的案情并不復雜,爭議點在于原告下屬員工以普通用戶的身份和被告交易并進行取證。對這樣行為的定性和認識,一審、二審和再審對利益衡量的判斷產生了相當大的分歧。二審法院認為原告獲取侵權證據的方式并不是唯一的,這種行為對市場秩序是一種破壞。但是最高院在再審判決中很明確表示:原告取證行為的目的并沒有不正當性,而且行為并沒有直接損害公眾利益。在軟件侵權案件這種隱蔽性很強的案由之下,取證難度較大,原告的取證方式有利于遏制侵權。軟件侵權案件的取證難度在于面臨網絡環境和客體的無形性,在取證如此之難的情況下,要想加強保護力度應當合理分配取證責任,適當減輕權利人的舉證義務。在有初步證據表明有侵權行為的時候,應當由侵權方提供證據進行抗辯,否則的話就應當承擔不利的后果。比如說在合同效力的認定中,違反法律強制性的規定是合同無效的事由,但是經過司法裁判的不斷演繹和發展,法律的強制性規定分為管理性規定和效力性規定。合同違反管理性規定從法律規范上來看是無效的,但從立法目的來看,無效性合同是違反法律效力性規定,立法的目的并不是讓違反管理性規定的合同無效。這里的區分我認為在證據領域中是值得參考的。在證據的認定時,不是非黑即白,而是有彈性有尺度的,是在利益衡量下的綜合認定。

第三點是關于專家技術資料的利用。我們經過梳理大量的案件發現很多案件共性程度很高,面臨著相同或類似的技術事實,遇到的瓶頸問題相對集中在計算機網絡領域。面對這種情況,我們的困難不僅僅是證據外觀本身,更多的是對關聯性,也就是證明目的的判斷;不僅僅是對實體問題的判斷,還有程序上的問題。比如在網絡里有虛擬服務器的概念,那就涉及到管轄領域的問題,對這些問題的判斷都以技術事實的查明為前提。我覺得是否可以把網絡技術問題類型化,請專家進行支持和對接,進行總結和梳理,由此拉近證據表象和客觀真實的距離。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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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志榮(廣東省廣州市南沙區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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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辦方的邀請,今天很榮幸能夠在現場聆聽業界大咖的精彩演講,使我獲益良多。

在近幾年的案件審理中我們感受到了深刻的變化,電子證據已經成為越發常見的證據類型。在與網絡相關的知識產權案件中,幾乎每個案子都涉及到電子證據,甚至在合同類的糾紛中也常見電子證據的使用。在質證的過程中,當事人往往對電子證據的效力予以否認,尤其是對未經公證的電子證據更是如此。爭議點主要是電子證據的主體真實性和內容真實性,其次是對取證過程的合法性存在爭議。在實務中,當事人在提交電子證據時主要存在如下幾個問題:第一、不是通過公證保全的手段提存保全證據,只是提交其自行上網瀏覽的網頁的打印件,在質證階段對方把網頁刪除,法院無法核對。第二、僅有電子證據的打印件或者刻錄盤,沒有提交原始載體來進行核對。比如說只提交微信聊天記錄的打印件,庭審質證時無法提供手機展示聊天記錄的內容。第三、電子證據所涉及的主體身份信息不明。比如當事人在事前沒有確認電子郵件收發人姓名、微信主體的身份信息,事后也沒有提交有效的證據,在對方否定時,法院對他所主張的主體真實性很難認定。第四、通過公證機構之外的第三方電子數據平臺對電子證據保全的效力,爭議很大。北京某公司就侵害其攝影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所提起的訴訟中,通過第三方電子數據平臺對侵權行為進行保全,但是提交的證據材料是一份加蓋了某公司公章的電子數據取證證書,及被控侵權的微博頁面截圖,并沒有提交第三方電子數據平臺主體的資料和保全過程、對使用的電子設備的清潔性檢查、對網絡連接的真實情況的核查的記載。這類證據的證明效力在實踐中爭議很大,也存在不同的標準,而這些證據在整個案件中是非常關鍵的,采信與否會直接影響到案件的裁判。

為了進一步規范電子證據在訴訟中的使用,我們南沙自貿區法院在今年七月發布了互聯網電子數據證據舉證認證規程,對當事人如何向法院提供電子證據做出了指引,具體對固化證據的形式、使用的介質、展示的程序以及證據的認證過程都有規定。規程規定,當事人提交電子證據,應當采用截圖、拍照、錄音錄像等方式對內容進行固定,并將相應圖片的打印件、音頻視頻的存儲載體或編號提供給法院。未經公證機關公證的,法官應指引其進行公證,并釋明未經公證可能帶來的風險。我們非常重視電子證據在知識產權案件中的作用,同時也認識到電子證據自身的特點,在認證的時候會根據案件情況綜合考量。

下面我想介紹一下我們的做法和觀點。對電子郵件、微信等電子證據的審查,首先要確定使用者的真實身份及其與案件當事人的關系,其次要審查發出和接收信息的存儲位置是否出現變動,是否存在篡改的可能性,再次就是要審查內容是否完整明確。在實務操作上,以微信證據為例:首先應由舉證方展示其使用終端設備登陸本方微信賬戶的過程,用于證明其持有微信聊天記錄的合法性和本人身份的真實性;其次是展示聊天雙方的個人信息界面,借助微信號不可更改的特點,結合個人信息界面顯示的手機號碼等來固定雙方當事人的真實身份;最后根據微信聊天記錄在使用終端上只能刪除不能添加的特點,將雙方客戶端各自的完整聊天信息進行比對,以驗證相關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實性。實踐中的難點是對微信身份的認定。因為沒有強制實名認證也沒有強制綁定手機號碼,昵稱也是可以自由更改的,所以不能僅憑昵稱就確定使用者的真實身份;而對于有綁定手機號碼的情況,我們的做法是當庭撥打手機號碼來確定身份。在個人信息界面未能直接顯示使用者真實情況的,法官要根據日常的生活經驗運用高度概然性原則來對使用者的身份,綜合的進行認定。

對網頁、微博等網絡平臺發布信息的審查,目前比較常見的是通過公證進行證據保全和通過第三方電子數據平臺進行取證兩種形式。其中對公證證據的爭議比較小,被采信的幾率高,除非是公證程序嚴重違法或是有相反的證據來否認。通過第三方平臺存證在實踐中爭議比較大,前面所提到的時間戳的取證方式,是現在得到采信的比例比較高的。

我想介紹三份生效判決的觀點。第一份是廣州知識產權法院的生效判決,認為通過可信時間戳認證的方式取得的證據,應當符合以下要件才可被采信為定案的證據:一是證明其登陸互聯網取證之前對所用的電腦設備進行了相應的清潔性檢查;二是通過該電腦登陸涉案互聯網網頁過程是真實清晰的,不存擅自修改增刪網頁內容的可能;三是網頁內容足以證明被告未經許可在微博使用被控侵權圖片的事實;四是在訴訟過程中,原告應證明其上述三項中所涉及的舉證過程及內容固化后保持完整且不存在篡改和偽造的可能,法院及當事人可以隨時審查和核實。第二份是中山市中院的一份判決,認為可信時間戳認定證書是經國家法定授時機構“中國科學院國家授時中心”負責授時和守時監測的,并由我國唯一專業權威的第三方服務機構中心簽發,符合電子簽名法的相關規定。第三份是東莞市中院的生效判決,和第二份判決的觀點基本一致,認為其權威性能有效證明證據產生的時間及內容的完整性。

除了時間戳,還有其他第三方電子存證平臺保全證據的情況,對于這類證據,只要符合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的要求,就可以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至于這些證據是由哪個機構保全的,并非是決定證明效力的關鍵。在面對此類電子證據的時候,首先我認為不能根據第三方平臺的身份或者有無資質,就簡單否定相關證據的真實性,除非法律強制規定經營該類業務必須取得行政許可。其次要對該類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及關聯性進行審查,尤其是對具體保全過程進行審查,從電子證據的產生來源、傳輸、提取等方面綜合考量認定。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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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歡慶(中國人民大學知識產權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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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謝主辦方的邀請,讓我有機會參加這次會議。

我就簡單談一下我在聽過這么多專家發言后的一些個人體會。我個人認為,我們更多應該探討的是,在具體個案中如何解決問題。對法官來說,很重要的一點是理解溝通的能力,要去理解技術發展給電子證據認定帶來的問題,在個案中如何來判斷電子證據的效力問題,而不是簡單的否定電子證據在實踐中的作用。其實電子證據面臨的問題在其它的證據類型里也都存在,證據不可能百分百還原客觀真實。法官應該努力的推動電子證據相關規則在司法實踐中的應用,努力做出電子證據的認定規則,加大當事人、社會更好的利用它的可能性。作為第三方存證公司,應該做好技術原理的解釋,讓所有的法官和當事人能夠理解這樣的證據形式,理解它是可以保證跟原件的匹配性、唯一性和不可更改性。

我還有兩個方面的問題想向大家請教。第一個方面,在證據呈現的時候,由于存證平臺可以根據法院的要求有選擇的呈現證據,在電子證據有選擇地呈現的情況下,是否意味著有被篡改的可能。我知道這個有選擇地呈現是在整體數據庫沒有改變的情況下有選擇地呈現,但是從證據學的角度來講,這樣的呈現方式是否跟原件的概念之間有沖突。第二個方面是,杭州互聯網法院介紹的電子數據平臺,允許第三方存證公司的接入來做哈希值的認定,在這個過程中接入這個平臺的電子證據跟沒有接入平臺的電子證據在認證時,是否會產生證據歧視。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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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明(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副長):

感謝三位與談人的精彩分享。接下來我們進入互動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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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濃利(杭州西湖區公證處主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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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互聯網+的不斷運用,公證機構也在不斷運用先進的技術。就我們浙江省而言,截止去年年底,全省90多家公證處的三分之一已經運用在線存證取證的方式,也就是說客戶可以24小時在線上通過公證處提供的技術手段進行在線存證取證。用戶可以用公證處提供的技術進行在線取證后,我們出具電子公證書,而且電子公證書出具以后是直接對接到法院,不再需要用戶把紙質轉成電子的形式提交,也就是說我們也打通了從用戶到使用單位的通道。我們公證行業在未來也會加強跟科技公司的合作,提供更方便、更快捷的公證產品給當事人。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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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明(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副長):

第四個專題在大家的配合下圓滿結束,感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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